给人工智能戴上法制“紧箍”

2017年，李彦宏乘坐无人驾驶汽车在北京五环路上被查，一时成为舆论热点。在之后不到一年时间里，北京和上海相继出台管理办法，允许无人驾驶汽车上路试验。旧问题解决了，新问题又产生：无人驾驶汽车发生损坏财物或者伤人的情况如何进行归责？智能医疗技术造成的医疗事故罪等业务过失犯罪如何定性？人工智能创作作品涉嫌侵犯他人著作权时，艺术家如何维权？新形势下，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深刻变革对法律制定与司法实践提出了新要求。

人工智能犯罪的责任认定应遵循技术中立原则。技术背后的责任主体仍然是人，应对利用或滥用技术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行为主体直接归责。2017年，绍兴破获全国首例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电信诈骗的案件。案件背后的黑色产业链涉及非法获取网站后台数据、使用“撞库”软件获取账户密码等多个方面，相关犯罪嫌疑人均受到了法律制裁。可见，技术成不了软件开发者违法犯罪的保护伞。

相比于主观上开发、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犯罪，人工智能技术因自身不完善造成的过失犯罪更为复杂。比如，自动驾驶汽车未来走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后，如果出现毁物或伤人情况，相关责任该如何认定？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单勇认为：“相关行政法规已经对自动驾驶汽车的道路准入问题做出了规定，民法也应跟进相关问题。应在特定人工智能技术获得相关行政及民事法律法规的许可后，再考虑智能机器运行可能衍生出的社会危害性，以及是否需要刑法介入的问题。”

人工智能可能被犯罪分子利用，也能在犯罪预防、破案、量刑等方面发挥作用。2017年7月，我国“国双”检察院线产品推出定罪量刑辅助系统。根据给定资料、结合法律法规和既往案例，该系统可以给法官提供量刑建议，有利于促进量刑规范化。此外，利用大数据筛查违法犯罪高危人群有助于预防犯罪发生。单勇认为：“近期发生的两起滴滴乘客遇害案中，犯罪嫌疑人都在P2P平台借了不少高利贷而又无力偿还。这类群体具有高危犯罪人群的特征。如果我们运用经济及金融大数据、社交大数据对司机进行大数据筛查，排除高危人群进入顺风车司机行业，就能更好地保障乘客安全。”此外，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绘制犯罪地图并向公众公开，能为民众安全生活提供行动参考。

总之，人工智能不仅将改变人类生活方式，也将改变法制环境。怎样用人工智能促进法制建设，同时给它套上法制的“紧箍”，不让它胡作非为，是依法治国的新课题。